由于国家被首先视为政治现象，所以并不存在独立于政治学之外的法理论。

[34] 前文所引用的Raz和Perry的论著中，均包括这个部分。四、服务权威观的困难 （一）被加重的理由与受保护的理由 通过刚才的讨论可以发现：实践领域中的理论权威，其角色并不是纯粹认知性的（purely epistemic），而是部分认知性、部分制造实践差异的。

Enoch其实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将权威归于强劲式的给予理由的类型，而不是诱发式的给予理由的特例。（二）理论权威与不对称性 刚才的分析获得了Hart的支持，他说，一个人要想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他必须在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superior knowledge, intelligence, or wisdom）。如果致力于指令是否成功反映正确理由这件事情，行动者将会依赖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依赖于权威，而后者被假定为是更可依赖的。[21] 参见注[7]，第28-31页。问题是，理论权威所输出的结果与Raz的服务权威观所输出的结果，存在什么关键性的区别？它为什么不能被叫作义务？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给出有效的回应，那么，即使我所主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也不再是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而是理由进—义务出的模式，Raz的理论其实将会以另外的方式重新获胜。

显然，即使原料（依赖命题）的确重要——输进去白菜是不可能产出火腿肠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机器的加工过程（通常证立命题）。[15] Raz自己也认为，权威的重要之处就在于，有能力将应当（oughts）转变成义务（duties）。另一方面，这种权威并不必然是道德权威，它的决定并不必然具备道德上的重要性。

由于存在认知优势（epistemic advantage）的条件，它在理论权威和行动者之间塑造了一种不对称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事实性的。抽象一点讲，如果A在事项（matters）C中是相对于B的权威，那么在同样的事项中，B不可能同时也是相对于A的权威。如果行动者在这两个问题上如同理论权威一样（甚至更好），那么理论权威的地位就会丧失，行动者也就不再需要以独特的方式对待权威者这样说的事实所支持的理由。但如果可以审查权威指令的对与错，且某种错误会导致义务的解除，那么，那个指令还有资格被叫作受保护的理由吗？[69]虽然行动者通常有理由将它视为义务，但是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准受保护的理由了。

那么，我可不可以像拒绝朋友的建议一样，将建议本身不妥当至少作为拒绝的部分理由呢？这似乎顺理成章，但却存在致命的缺陷：如果我可以合理地对专家说你的建议是错的，这就会使得那个专家对我而言不再是专家了。[44] 当然，理论权威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是本节后一部分的内容。

上一节中关于动态性的讨论，具体阐明了这个条件：一旦权威者频繁出错或行动者的认知能力与权威者持平，那么随着权威地位的消失，结果加重效果同样消失，此时那些原本被替代或排除的一阶理由，就有了凌驾于被加重的理由的可能性。但要注意，同意一件事不等于同意创设权威，我同意今晚和你吃饭，不等于你就因此成为我的权威，这不满足单向性的要求，因为也存在着你同意过几天请我吃饭的可能性。如果权威者犯错误是经常性的，那么他的权威地位就会丧失，分量加重效果随之就会被取消，无论权威者怎样主张自己的权威地位都是无效的，即使他的确有资格来提出这种主张。然而，专家身份的加持效果却同建议的内容结合起来，使得专家的建议是错误的这个判断，很难由被建议者本人直接作出。

具体来说，这个判断蕴含着两个相互依赖的主张：其一，由于政治权威是实践权威的一个特例，因此只要证明实践权威能够创造义务，那么，政治权威能够创造义务就是自然的结果。注释: [1] 一个团体或个人能够有效地提出自己是正当的主张，意味着即使它不是正当的，也必须符合正当权威的某些条件，它才能够成为事实权威。具体来说，这种建议中所包含的建议质量与友谊两个部分，是分别施加分量的，即友谊的分量并没有被附加到建议之上，所以，你的建议有问题本身仍然是合适的反对理由。这种理由进—义务出的模式，要么是无法合理说明的神秘化，要么会退化为理由进—理由出的样子。

[32]就像霍金相对于我而言是物理学领域的权威，但我绝不可能在那个领域同时成为相对于霍金的权威。[56] 参见注[23]，第127、128页。

[23] See Andrei Marmor,The Dilemma of Authority, Jurisprudence, Vol.2, No.1(Jan.,2011), p.122. [24] 参见注[7]，第52、53页。如果我不这样做，就等于挑战了校长作为权威者的地位。

[45] 关于程序的性质的讨论，将会在另外的文章中展开，此处只是通过结果的决定性这个部分，来说明程序与过程并不是同样的概念。权威可能以这种方式发挥影响，例如取消某个原本施加的义务，但这并不是权威通常发挥功能的形态，所以它并不适合来说明权威的一般性质和一般功能。[40]就是这一点，使得理论权威的实践功能，只能是对行动者提出建议，而不是下达命令，[41]因此，权威者输出的只是理由，而不是义务。[1]因此，统治这个词所表达的只是政治权威之权威资格的一个部分，即权威者有统治的权利（the right to rule）。[37]如果权威者没有能力把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显然他就没有资格担任权威者。这基本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当理论权威错误时，行动者依然有理由来遵从。

换句话说，由于这种政治权威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与之匹配的，必然是一种有限政府的主张。如果那个专家对我来说的确是专家，那么，我就没有资格对他说你的建议是错的。

这种模式中所输入的不是行动者已有的理由，而是其早就负担的背景义务（background duty），然后在权威的操作之下，再输出特定的义务。[25] Raz的这段话是令人疑惑的：第一，如果专家所给出的意见被叫作建议的话，那么，它和朋友的建议有区别吗？如果没有，这不是意味着朋友就是专家吗？如果有，专家所给出的意见还能被叫作建议吗？第二，一目了然的是，无论是理论权威还是实践权威，它们都从属于权威这个上位的概念，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权威可能没什么共同点呢？如果共同点就在于分享了同样的基本结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而这一点又为什么是不重要的，以至于还是得出没什么共同点的结论呢？ 这些问题并不是细枝末节的（trivial），它们涉及到对权威这件事的恰当理解。

所以，实践领域中的理论权威，必然遵循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这说明了，为什么Raz的批评者会将火力集中在通常证立命题之上，因为一旦这个命题破产，那么相应的服务权威观也就必然会失败，这正是第四节的任务。

[75] 参见注[71]，第292页。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其三，他们的决定给予社群成员作出特定行动的义务，成员其后就不能再任意行事，所以他们给予了受保护的理由。由于父母上演这种规范魔术的例子更常见，也更具一般性，并且由于父母被视为是相对于孩子的实践权威（practical authority），因此，政治权威如何创造义务的问题就经常被化约为实践权威如何创造义务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所有的程序对于解决特定问题而言是同样的效果，那么，选择任何程序都将跟认知优势没有关系。由于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我的行动理由，所以无论权衡的结果是什么，这都展现了自治（autonomy）这个价值。

[40] 雇主和雇工之间就不是这种理论权威关系。情形的确如此吗？ 三、理论权威的实践功能 （一）半透明性的三个条件 然而，如果无差异命题的确是成功的，那么就必然预设理论权威的双向透明性，即不但权威者能够透明地掌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且同时，行动者也能够透明地了解权威者的决定考量过程。

[28] 同样的，经过我自己的权衡之后，我也可以对专家的建议采取可听可不听的态度。[61] See David Enoch,Reason-Giving and the Law, in Leslie Green Brian Leiter (eds.), Oxford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Law (Volume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p.8-9. [62] 参见注[61]，第321、322页。

[64]例如，从我认为有鬼存在的观念中，鬼的确存在的结论无法被推导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理论权威并没有像实践权威那样会产生施加义务的结果，因为它只是给了需要者相信的理由，并且这是一种认知性的给予理由（epistemic reason-giving）。第一，依赖命题（Dependence Thesis）：所有的权威指令，应当基于行为主体早已独立拥有的理由（reasons），并且这些理由与权威指令的覆盖范围有关。要么你根本就不是权威，而我将你当作权威，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非理性的或盲目的。

[80] 六、结论 这篇文章旨在证明：认为理论权威无法影响实践领域的通常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严重地忽视了不对称性这个权威的概念要素。或许用统治这个词不太恰当，它隐含着政治权威的独断专行这个令人反感的判断。

如果权威者能够有效地提出这个主张，那么它就是一个事实权威（de facto authority）。而这种反向凌驾的可能性，却不会在受保护的理由中呈现。

[35]  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s as Applied Judicial Reasoning and Other Legal Essay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 p.58. [36] See Joseph Raz,Reasoning with Rules, in Joseph Raz(ed.),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205. [37] 理论权威的工具性效果就在于，由于认知能力条件的限制，行动者事实上可能并未成功掌握，需要借助理论权威的辅助功能。这一点，明显不同于朋友的建议。